新出曹操墓石牌、熹平元年残碑
及汉末碑隶变异
■王晓光
一、曹操墓石牌
对于近年新面世的安阳安丰乡西高穴2号墓石牌（简称曹操墓石牌），学术界仍在争论不已，或认为其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墓主（曹操）身份，或指责石牌为赝品。我认为，从石牌刻文特征看，与汉魏间碑隶发展变异情况基本吻合，应为汉末魏初之物，西高穴墓应为曹操墓。
西高穴墓出土石牌有59块，发表40块，形制大体分两类：圭形石牌、六边形石牌，前者尺寸长10.8cm、宽3.1cm，后者尺寸为长8.3cm、宽4.7cm。已发表的石牌依刻文内容可分两类：一类是标有“魏武王常所用”的石牌，有7件；另一类是随葬品名录石牌，共33件。第一类刻文如“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王常所用格虎短矛”等；第二类如“绛白复裙二”“木墨敛二合八寸几一”“书案一”“漆唾壶一”等。第二类石牌所示物品又可分三种：一是墓主衣物、绸帛类，二是文房用品，三是日用器物。
（一）曹操墓石牌近于木楬形制，属遣策性质
有研究者认为曹操墓石牌具有汉代简牍“遣策”性质，笔者赞同此说，比如一部分石牌就类似简牍遣策之“衣物疏”。秦汉墓葬出土大量遣策，乃记写陪葬物品的清单，曹操墓石牌刻文内容与那些遣策颇近似。与简牍遣策不同处是，遣策一般为竹木质，手书墨字，所记内容常集中于一册或一牍（有时也分写于数牍）；书于竹简册上的遣策其实也是一简一物（或一类物品），如马王堆1、3号墓出土遣策数百枚，大都一简记一物，然后将单简编联成册。曹操墓石牌绝大多数是一块石牌记一物，且为刻石。
曹操墓石牌 木墨行清一
曹操墓石牌形制近似于简牍中的“木楬”。楬为标识性木牍，其上部为半圆形、三角形等，上部有孔以系绳，楬上一般记所标识物品的名称，楬常系于笥、箱、箧等盛器上。曹操墓石牌上部呈三边形、整体为六边形，上部有一穿孔，外形与木楬相近又不全同，它们本是系拴在所示器物上的，其用途与木楬相似。
与曹操墓石牌外形最相似的是年出土的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的签牌（曾刊于年第5期《书法丛刊》），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之签牌（木楬）形制有4种，其中一种和曹操墓石牌一样，即上部呈三边形或“凸”形、整体为六边形，这批简牍为东汉中期之物，看来这种形式（六边形）的标识牌在东汉三国时应并非鲜见，可能只是比上部为半圆形的签牌较少出土而已。
（二）曹操墓石牌上的隶书
曹操墓石牌刻文大都为隶体，风格并不全同，并非出于一人之手。其中占绝大多数的是方笔隶书，尤以圭形石牌为代表。比如横画两端棱角突出且形状如一，收笔不作常规的波挑；竖画的起、收笔和横画类似；许多笔画“左右双重”“上下双重”，有的主横笔两端扬起如“折刀头”，有的则近于今天的印刷黑体字。如石牌中的“复、练、一、二、莱（采）、两”等字，已近于《王基碑》《曹真残碑》等三国碑隶。曹操墓石牌刻文风格并非汉魏间孤例，后汉末《建宁三年残碑》（年）以及下文要提到的《熹平元年残碑》（年）、《朐忍令景云碑》（年）等，均与石牌刻文有相似的技法趋向。汉隶在经过东汉后期辉煌后也渐转式微，比如笔画过于讲求波磔、棱角并陷于程式化，结构过于求平衡匀整而走进呆板划一的泥潭，岐入十六国、东晋那种碑铭墓志形态，包括棱角四出、方折生硬的北凉体。
这种书刻的时代特色反过来可表明曹操墓石牌的真实性，即含有东汉末、曹魏初的碑隶个性。此外，曹操墓个别石牌刻文的另类也可说明其时代特征，比如“木墨行清”石牌。“木墨行清一”石牌是这批石牌中唯一未用传统隶书（正体）者，而是与时文接近，即以早期楷书兼及新隶体笔意入刻。“木墨行清一”石牌所标为厕所或“马桶”模型，其签牌上的文字可以不必郑重其事，因而书刻得随意自如，不由地就使用了时书体——现实中流行的早期楷、行写法。
应该说，曹操墓石牌书刻水平不高（如果有书丹的话；若属直接契刻，则刻手对文字形体结构的掌握也不甚高明），不能与那些后汉名碑相媲美。书刻好坏是技术问题，重要的是这些刻文透露了那个时代的风气。
二、熹平元年残碑
河南安阳近年还出土了东汉《熹平元年残碑》。该碑虽四周残损，但中部碑面保存较好，碑文字口完整，清晰如初，存字15行，每行最多17字，字迹完整者多字。东汉灵帝熹平元年（年）正是朝野上下书学兴盛的时期，鸿都门学即将设立，乃汉隶八分的*金时代。
（一）《熹平元年残碑》书刻风格不统一
《熹平元年残碑》刻文用笔上可分为两类，一类主方，一类主圆，方势的让人联想起《张迁》《衡方》诸品，笔画斩截、雄厚朴茂，倒2行的“石”“国”，碑中部的“谓”“日”等字近于《鲜于璜碑》那样的方直用笔，或呈《熹平石经》之类有些刻板的正方字形；主圆的字具有《曹全》《孔宙》等碑的圆润灵动、遒美逸致。秀逸线条与粗厚方直线条在《熹平元年残碑》中“同居一堂”，数种书刻法杂糅一碑，这既是笔法形态、结字方式多样化的展示，也可看作书写技法不甚成熟的表现，如此造成《熹平元年残碑》写法、风格上并不统一的特征。
《熹平元年残碑》（局部）
该碑刻文风格上的不统一以及技术上的不很成熟表现在：多种风格集于一碑；笔画写法不一致，笔触不统一，点画粗细反差较大；字形及字径变化较大，字形有横扁、纵长、正方多种，像第12行“孳”比“既”等字长出两倍多。当然，某一碑版内风格或写法不很一致的例子很多，比如与《熹平元年残碑》形似的《孙仲隐墓志》也有字形、用笔、风格上不够统一的情形，名碑《曹全碑》也有两种风格交替呈现的现象，《张迁碑》《鲜于璜碑》等的碑阳、碑阴亦存差异。以上差异或出于书丹者，或出在勒刻环节上。《熹平元年残碑》写法上的差异主要来自书写者，但刊刻似乎也有影响，如“粮”的左竖粗得有些匪夷所思，不像出自写手原笔，“出、不、仁、石”等字的粗笔亦像镌刻所致。
（二）东汉碑隶向魏晋隶书蜕变的先声
《熹平元年残碑》书刻风格的多样性在横笔上更凸显出来。
该碑大部分主横画有着标准的蚕头雁尾样式，这部分写法较一致；无波势的横笔有圆笔、粗方笔两种；较细的横画分平直、上弯两类，有趣的是，上弯状短横画集中于碑版的上、中部，碑中下部上弯状横画只有“恸、感、百、寄、寓”（第4、5行）等字。还有一种横画则显得另类，如第2行“而”、第3行“方”、倒2行“生”、倒1行“亦”等字的长横，入笔施以重笔，且有上扬之意，收笔极力上挑，笔画两端上扬明显，异于当时一般的八分形态，与后来十六国、东晋翘檐式长横接近，北凉、西凉书刻亦做此法（《沮渠安周造像碑》《高善穆造像塔题记》等）。《熹平元年残碑》中这种横画或可看作十六国、东晋铭石体的滥觞。《熹平元年残碑》和早两年的《建宁三年残碑》等有着某种“超前性”，“超前性”还体现在之后魏晋隶体没落特征的显露，如“不”“致”“爱”“为”“士”“而”等字的写法以及和《熹平石经》《樊敏碑》等的相似处——规范化、程式化的代价是书写性、灵动感的丧失。同出于巴蜀地区的《樊敏碑》《高颐阙文》《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均显露向魏晋隶体过渡的特征，当然这种趋向并非地区性的。
《熹平元年残碑》长横例字
三、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
《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年出土于重庆云阳旧县坪汉晋朐忍县故址。该碑断为两截，除断处有十余字损坏外，其余字完好，碑文共13行字，碑高cm、宽81cm，碑立于东汉熹平二年（年）。
丛文俊先生《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考》分析《朐忍令景云碑》的格式及文字特色：此碑文辞格式与其他汉碑有所不同，如碑题不书于额而置于碑文首，其后径接卒年，然后是正文；碑文中的别字颇具特色，如“卫”字从“艹”，“艾”字从“艹”从“叉”等；有些字保留古形，如“楚”字从“林”从“足”，“中”字右下加二点等。
《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局部）
《朐忍令景云碑》一些笔画像黑体字般粗细均一、两端方直、形态雷同，锋利的磔角分别安置在横画两端；波磔笔有时高高挑起；单字双波挑、“雁双飞”的情形也时有出现……这些多归于汉隶渐趋程式化、僵板化的表征或先兆；契刻也随之趋于装饰化、格套化，如“火”两点刻成三角形，捺磔尾部也常刻成生硬尖利的三角形，许多竖、横的起收笔齐平方直若刀切，这并非墨书笔锋所为，而属刻工程式化、习惯性的改造，这已初现东晋、北朝铭石字体端倪。从书刻技术角度讲，《朐忍令景云碑》比《熹平元年残碑》、曹操墓石牌要成熟、高妙得多。
《熹平元年残碑》《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曹操墓石牌等为近些年面世的隶体铭石书，加上之前包头出土的《建宁三年残碑》等，它们或多或少具有某些相似细节特征，比如刻板、程式化的波磔类笔画，横画两端同时拥有磔笔（或类似磔笔）且左右上翘、近于翘檐式横画，等等。这类特征在早些时候出土的汉末三国碑隶中也能找到，如《赵宽碑》（年）圆笔主导，雍容丰满而劲挺，也开晋碑乃至唐代隶书的风气；三国期间的《孔羡碑》《曹真残碑》《王基碑》《受禅表碑》等，一味求取整齐划一的形式以及标准化笔画，而渐失之前朴茂的气象和多变的点画，如华人德先生描述的：笔画两端皆尖峭，用笔如折刀头，撇画收笔时加重顿，波撇尾端加重而更方削，这样加重横画左端及撇笔尾端的做法，意在求取字结构更加平衡。这令撇的尾部与横的起端形态接近，结果是左右双重、有时甚至左重右轻了，比如晋碑《龙兴皇帝临辟雍碑》（年）。总之，这类过于讲求平衡、刻意修饰隶书标志性笔画的做法，渐近极端，以致走进死角。
从《熹平元年残碑》《朐忍令景云碑》到《高颐阙文》再到曹操墓石牌，汉碑隶向魏晋碑隶过渡的同时也愈显式微迹象。拿同时期的铭石书、书手体相比，它们的写法已然“各奔东西”：碑石用体仍是传统隶体天下（已陷入僵化呆板程式化窘境），同时的日常书手体则新体（早期楷、行、今草）方兴未艾，这与秦末汉初的情景很相似：当时官书、铭石体为秦篆，而实用手书体则普遍使用秦隶。